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向 (作者：蔡國山)

今日，我們談到宣教或傳福音的對象，時常受到世俗價值觀的誤導，認為基督徒若能先帶領一些有地位的、有學問的、有財富的與有聲望的人歸主，教會就會更有希望，福音就更容易廣傳，宣教就更有前途；無形中，教會的宣教方向就隨著世俗的潮流奔跑；往往看上不看下、看高不看低；至於那些貧窮的、弱勢的、無學問的，以及許多默默無聞的小子，反而不在教會關懷的視線內。今日，許多貧苦的社會大眾因為沒有機會聽到福音，也很少有基督徒主動關愛並向他們作見證，所以他們只有選擇在民間信仰，以及各種異教邪說中自生自滅；以致他們對基督教的信仰，愈來愈感到疏離、不信任；甚至產生敵視的態度。

當我們面對宣教方向的抉擇，以及優先秩序的判斷時，我們最重要的原則應該根據聖經，並且以謙卑開放的心聽聖經怎麼說，並且把注意力放在主耶穌的身上，看祂怎麼作。當然，我們也要留心神在歷史中的作為，包括以色列救恩歷史，以及兩千年來的教會歷史，學到一些寶貴的教訓。

道成肉身與救恩
從舊約創世紀到新約啟示錄，我們看見神不只是創造宇宙與天地的主，而且也是主動愛世人拯救世人的主，祂是一位沒有種族、文化、階層與性別偏見的神。雖然祂首先揀選並呼召亞伯拉罕，但他的目標是要「萬族因他得福」(創十二：1~3)。神揀選呼召亞伯拉罕並不是看他的外貌；因他有地位、有學問、有財富或有影響力纔呼召他。反而神要他「離開」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，換句話，這是一條信心與捨己的道路，因為根據聖經史地的研究，當亞伯拉罕離開故鄉之時，正是吾珥王朝和蘇美文化最鼎盛的時期，所以要離開如此繁榮而往落後地區去，需要極大的信心與順服。

另外，我們再看以色列救恩歷史最重要的事件──出埃及記。當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奴隸受欺壓時，神並未袖手旁觀任其受困苦發哀聲，反而主動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(出三：3~8)。

到了新約時代，最明顯的宣教方向，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，祂本有神的形像與尊榮，反倒甘願降世為人，並且成為木匠，住在人間，成為窮人、孤兒、寡婦、稅吏、罪人、漁夫、瞎子、瘸腿、病人的朋友，最後甚至存心順服，為了拯救世人，甘心成為罪犯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(約一:14；腓二：6~8)。當耶穌正式出來宣道之前，曾公開宣佈自己的職份：「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；差遣我報告：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。」(賽六十一:1~2；路四:18)。

為什麼主耶穌到世上宣教，不要隨著世俗的價值觀，看重世上地位、學識、財富與聲望的影響力，反而甘心降卑、捨己與順服呢？難道這不是世人認為最愚拙的方法嗎？但我們千萬別忘了主在復活之後，曾經向門徒強調：「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」(約廿：21)，可見耶穌在乎的，不是世俗的眼光與世界的作風，而是天父差遣的方向與基本精神，不只如此，祂也要照著祂「道成肉身」的方向與樣式差遣祂的門徒。因此，在教會歷史上，那一個時代的教會願意順服主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向，那一個時代的宣教就經歷主的同在與祝福，反過來，那一個時代的教會若把眼光從「道成肉身的主」移開，效法這世界的潮流與作法去從事宣教事工，那個時代的宣教就失去主的同在與屬靈動力。

教會歷史的殷鑑
舉例而言，早期的教會不論是使徒，或是大多數信徒都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單純百姓，而且有許多的窮人、寡婦、工人甚至奴隸信主並加入教會，但它也吸引了不少高階層人士歸主。雖然使徒保羅蒙召以前，算是一個有學問、有聲望與有地位的人(加一：13~14)。但當保羅奉主的差遣，往外邦去宣教之後卻說：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做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」(林前九：16~17)，換句話說，保羅是從神救贖與呼召的眼光，來看自己的福音使命，傳福音是回應主的救恩；白白得來，要白白捨去。作基督徒是有責任的恩典。他的價值觀因耶穌基督的緣故已完全轉變了，而且反應在他的宣教事工上，他不再憑著外貌認人了，也不再指著世人誇口，他只單單效法基督，並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。因此，他將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榜樣活化在自己身上，他鄭重申明自己宣教的心態與立場：「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；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。」(林前九：19)；「向軟弱的人，我就作軟弱的人，為要得軟弱的人。向什麼樣的人，我就作什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。」(林前九：22)，因此，保羅在宣教的旅程，從未忽視那些愚拙的、軟弱的、卑賤的、被人厭惡的，以及那無有的(林前一：27~28)。反而主動認同他們，為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。

總而言之，早期的教會雖然歷經極大的逼迫，並且常受到有權有勢者的歧視與毀謗，但它的宣教路線是堅持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宣教方向，也經歷神極大的祝福。

但是，二世紀末開始，情況就漸漸改變。因為亞歷山大革利免、俄利根及其他一些人開創一種新傳統，他們效法世上其他哲學家，提出很周密精微辯論，並且基督徒神學家也漸漸有那份希臘式的優越感。到了西元三一三年，康士坦丁大帝修正了羅馬帝國的基督教的政策，並宣佈基督教為國教之後，情況就大大改觀，當皇帝本身也介入「宣教」事工時，宗教與政治目標糾纏不清，到了西元三二五年，康士坦丁召開尼西亞會議，就用帝國稱號套在基督身上，道成肉身的宣教精神正式宣告死亡，作基督徒變成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提昇的象徵，基督教變成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宗教組織；也是窮人無緣高攀的社會團體。

綜觀兩千年來，宣教運動的歷史，似乎發現每個時期，都有兩條宣教的路線在彼此交戰與取代，例如中世紀時期，十字軍東征路線以及聖法蘭西斯宣教運動的復興，十八世紀英國國教的墮落與約翰衛斯理宣教運動的崛起，近代中國教會的社會福音化以及本土家庭教會的復興。

台灣的個案與出路
最典型的個案，就是台灣教會一百三十多年來的宣教史，早期的宣教士(包括馬雅各醫生、巴克禮博士以及馬偕博士等人)，都堅持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向，因此台灣早期的宣教雖然十分艱辛，但福音實在興旺並紮根在台灣的基層百姓；就是那些貧窮的、軟弱的、卑微的，並且在民間信仰走投無路的單純百姓。

但是，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政經社會文化變遷，許多第二、第三代的基督徒與教會，經歷了政經社會文化地位的提昇，多數的傳道人與基督徒不但與基層貧苦大眾脫節，而且看上不看下、看高不看低，強調地位、學問、財富與聲望的成就，與聖經中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降卑捨己方向背道而馳。不但如此，五十年代從大陸來的國語教會，因教會信徒多屬知識份子與中上階層軍公教人員，因此，更加強台灣教會那份社會、文化的優越感；與社會中那些困苦流離的百姓的距離愈來愈遠！

因此，台灣今日的宣教若要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，只有丟棄世俗的價值觀與眼光，並且謙卑順服主「道成肉身」的宣教使命：「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！」甘心降卑捨己，並作眾人的僕人，主動認同並走向那些貧窮的、困苦的、有病的、失喪的，以及一切有需要的人當中，報告神悅納人禧年的福音；並且效法歷世歷代那些忠心、專心、憑信心跟隨耶穌的聖徒──初代的使徒、聖法蘭西斯、約翰衛斯理、戴德生、宋尚節、馬雅各、馬偕、德蕾莎，以及所有主真正喜悅的僕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