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12月2日 星期二

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向 (作者:蔡國山)

今日,我們談到宣教或傳福音的對象,時常受到世俗價值觀的誤導,認為基督徒若能先帶領一些有地位的、有學問的、有財富的與有聲望的人歸主,教會就會更有希望,福音就更容易廣傳,宣教就更有前途;無形中,教會的宣教方向就隨著世俗的潮流奔跑;往往看上不看下、看高不看低;至於那些貧窮的、弱勢的、無學問的,以及許多默默無聞的小子,反而不在教會關懷的視線內。今日,許多貧苦的社會大眾因為沒有機會聽到福音,也很少有基督徒主動關愛並向他們作見證,所以他們只有選擇在民間信仰,以及各種異教邪說中自生自滅;以致他們對基督教的信仰,愈來愈感到疏離、不信任;甚至產生敵視的態度。

當我們面對宣教方向的抉擇,以及優先秩序的判斷時,我們最重要的原則應該根據聖經,並且以謙卑開放的心聽聖經怎麼說,並且把注意力放在主耶穌的身上,看祂怎麼作。當然,我們也要留心神在歷史中的作為,包括以色列救恩歷史,以及兩千年來的教會歷史,學到一些寶貴的教訓。

道成肉身與救恩
從舊約創世紀到新約啟示錄,我們看見神不只是創造宇宙與天地的主,而且也是主動愛世人拯救世人的主,祂是一位沒有種族、文化、階層與性別偏見的神。雖然祂首先揀選並呼召亞伯拉罕,但他的目標是要「萬族因他得福」(創十二:1~3)。神揀選呼召亞伯拉罕並不是看他的外貌;因他有地位、有學問、有財富或有影響力纔呼召他。反而神要他「離開」本地、本族、父家,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,換句話,這是一條信心與捨己的道路,因為根據聖經史地的研究,當亞伯拉罕離開故鄉之時,正是吾珥王朝和蘇美文化最鼎盛的時期,所以要離開如此繁榮而往落後地區去,需要極大的信心與順服。

另外,我們再看以色列救恩歷史最重要的事件──出埃及記。當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奴隸受欺壓時,神並未袖手旁觀任其受困苦發哀聲,反而主動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(出三:3~8)。

到了新約時代,最明顯的宣教方向,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,祂本有神的形像與尊榮,反倒甘願降世為人,並且成為木匠,住在人間,成為窮人、孤兒、寡婦、稅吏、罪人、漁夫、瞎子、瘸腿、病人的朋友,最後甚至存心順服,為了拯救世人,甘心成為罪犯,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(約一:14;腓二:6~8)。當耶穌正式出來宣道之前,曾公開宣佈自己的職份:「主的靈在我身上,因為他用膏膏我,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;差遣我報告:被擄的得釋放,瞎眼的得看見,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,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。」(賽六十一:1~2;路四:18)。

為什麼主耶穌到世上宣教,不要隨著世俗的價值觀,看重世上地位、學識、財富與聲望的影響力,反而甘心降卑、捨己與順服呢?難道這不是世人認為最愚拙的方法嗎?但我們千萬別忘了主在復活之後,曾經向門徒強調:「父怎樣差遣了我,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」(約廿:21),可見耶穌在乎的,不是世俗的眼光與世界的作風,而是天父差遣的方向與基本精神,不只如此,祂也要照著祂「道成肉身」的方向與樣式差遣祂的門徒。因此,在教會歷史上,那一個時代的教會願意順服主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向,那一個時代的宣教就經歷主的同在與祝福,反過來,那一個時代的教會若把眼光從「道成肉身的主」移開,效法這世界的潮流與作法去從事宣教事工,那個時代的宣教就失去主的同在與屬靈動力。

教會歷史的殷鑑
舉例而言,早期的教會不論是使徒,或是大多數信徒都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單純百姓,而且有許多的窮人、寡婦、工人甚至奴隸信主並加入教會,但它也吸引了不少高階層人士歸主。雖然使徒保羅蒙召以前,算是一個有學問、有聲望與有地位的人(加一:13~14)。但當保羅奉主的差遣,往外邦去宣教之後卻說: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,因為我是不得已的,若不傳福音,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做這事,就有賞賜;若不甘心,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」(林前九:16~17),換句話說,保羅是從神救贖與呼召的眼光,來看自己的福音使命,傳福音是回應主的救恩;白白得來,要白白捨去。作基督徒是有責任的恩典。他的價值觀因耶穌基督的緣故已完全轉變了,而且反應在他的宣教事工上,他不再憑著外貌認人了,也不再指著世人誇口,他只單單效法基督,並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。因此,他將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榜樣活化在自己身上,他鄭重申明自己宣教的心態與立場:「我雖是自由的,無人轄管;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,為要多得人。」(林前九:19);「向軟弱的人,我就作軟弱的人,為要得軟弱的人。向什麼樣的人,我就作什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,總要救些人。」(林前九:22),因此,保羅在宣教的旅程,從未忽視那些愚拙的、軟弱的、卑賤的、被人厭惡的,以及那無有的(林前一:27~28)。反而主動認同他們,為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。

總而言之,早期的教會雖然歷經極大的逼迫,並且常受到有權有勢者的歧視與毀謗,但它的宣教路線是堅持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宣教方向,也經歷神極大的祝福。

但是,二世紀末開始,情況就漸漸改變。因為亞歷山大革利免、俄利根及其他一些人開創一種新傳統,他們效法世上其他哲學家,提出很周密精微辯論,並且基督徒神學家也漸漸有那份希臘式的優越感。到了西元三一三年,康士坦丁大帝修正了羅馬帝國的基督教的政策,並宣佈基督教為國教之後,情況就大大改觀,當皇帝本身也介入「宣教」事工時,宗教與政治目標糾纏不清,到了西元三二五年,康士坦丁召開尼西亞會議,就用帝國稱號套在基督身上,道成肉身的宣教精神正式宣告死亡,作基督徒變成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提昇的象徵,基督教變成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宗教組織;也是窮人無緣高攀的社會團體。

綜觀兩千年來,宣教運動的歷史,似乎發現每個時期,都有兩條宣教的路線在彼此交戰與取代,例如中世紀時期,十字軍東征路線以及聖法蘭西斯宣教運動的復興,十八世紀英國國教的墮落與約翰衛斯理宣教運動的崛起,近代中國教會的社會福音化以及本土家庭教會的復興。

台灣的個案與出路
最典型的個案,就是台灣教會一百三十多年來的宣教史,早期的宣教士(包括馬雅各醫生、巴克禮博士以及馬偕博士等人),都堅持道成肉身的宣教方向,因此台灣早期的宣教雖然十分艱辛,但福音實在興旺並紮根在台灣的基層百姓;就是那些貧窮的、軟弱的、卑微的,並且在民間信仰走投無路的單純百姓。

但是,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政經社會文化變遷,許多第二、第三代的基督徒與教會,經歷了政經社會文化地位的提昇,多數的傳道人與基督徒不但與基層貧苦大眾脫節,而且看上不看下、看高不看低,強調地位、學問、財富與聲望的成就,與聖經中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降卑捨己方向背道而馳。不但如此,五十年代從大陸來的國語教會,因教會信徒多屬知識份子與中上階層軍公教人員,因此,更加強台灣教會那份社會、文化的優越感;與社會中那些困苦流離的百姓的距離愈來愈遠!

因此,台灣今日的宣教若要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,只有丟棄世俗的價值觀與眼光,並且謙卑順服主「道成肉身」的宣教使命:「父怎樣差遣了我,我也照樣差遣你們!」甘心降卑捨己,並作眾人的僕人,主動認同並走向那些貧窮的、困苦的、有病的、失喪的,以及一切有需要的人當中,報告神悅納人禧年的福音;並且效法歷世歷代那些忠心、專心、憑信心跟隨耶穌的聖徒──初代的使徒、聖法蘭西斯、約翰衛斯理、戴德生、宋尚節、馬雅各、馬偕、德蕾莎,以及所有主真正喜悅的僕人。

沒有留言: